在尧舜时代甚至更早，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已常常数代连续产生于同一氏族甚至同一家族，这是传说中黄帝、少昊、颛顼、尧、舜等均有百余岁的根本原因。但这种继承法与后来的“夏传子、家天下”有本质的区别，即领袖之子并没有“法定”的继承权，继任者的产生要经过议事会的讨论和认可，尽管在任领袖之子常会被优先提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被提名者的资历与才能，这是因为当时的生存斗争还很艰难，要求领袖人物有非凡的斗争经验与组织才能。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分化的加剧以及王权的产生，大大小小金字塔顶端的领袖职位同受到赞美的财富一道成为追逐的对象，开始有了权力之争。如在尧舜之际，传说禹之父鲧极力反对以“天下让舜”，自己“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因而被诛杀于羽山；又如禹伐三苗，也与“三苗之君”曾参与过这种权力之争有关。
    舜以后，王权进一步强化，传说禹涂山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此涂山就是河南嵩县的三涂山，亦即会稽山，正在夏人活动中心地区附近。可见经鲧、禹两代经营，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王权的产生，氏族制度的机关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抛弃，唯继任领袖的人选要经议事会认可的形式尚存。而从舜到禹正处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各种人才辈出，首先被举为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皋陶先禹而死，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他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与皋陶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曾协助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有学者认为他的功绩在首创畜牧业。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伯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
    然而，在益和启的时代，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禹死后，启立即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的攻击，夺取了领袖的职位。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有记载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或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还有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总之，斗争很激烈，而几经波折，“叛乱”的启曾遭益的有力反击，一度处于劣势，甚至被拘禁，终于因有禹的经营和培植，夏后启根基更深、实力更强，在拥护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拥护者联合起来对益发动战争，终于杀益，使启夺得领袖的权位。
    夏后启夺得领袖职位后，在今河南禹县举行盟会，通报联合体内部各部落和附近酋邦，争取支持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启有钧台之享。但是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启作新的领袖，从而发生了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
    有扈氏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酋邦。传说禹时就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的战争。战前，禹在誓师之辞中说：“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宣告要和有扈氏决一死战，标榜自己不是为了贪图有扈氏的土地、人民、财货，而是代天行罚。还传说：“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这些传说都反映禹与有扈氏之战，是一场权力之争。有扈氏以其强大，意欲僭取联合体王权而起兵，所以禹伐有扈“以行其教”、“行天之罚”，而且将战争的手段与加强政教的手段结合，最终才战胜有扈氏。启伐有扈，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禹伐有扈的继续。

    有扈氏的故地旧说在今陕西户县，但近人利用多学科研究成果，考订其故地在今河南郑州以北的原阳、原武一带，应更符合历史实际，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而这个地区正和夏后氏活动地区相邻，文献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又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就是今中岳嵩山，“禹都阳城”，其地当在今河南登封一带。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发祥地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颍汝地区，尤其是在“有夏之居”的伊洛地区，流传很多关于禹的传说，如春秋时人们曾“见河洛而思禹功”，赞叹“微禹，吾其鱼乎”。在一些文献中更明确地记载了启之子太康都斟鄩〔今河南偃师境）。伊洛之间的巩县稍柴、偃师二里头都有大范围的夏文化遗存，二里头更发现了宫殿遗址，很可能从启开始，已将政治中心逐渐移向伊洛平原。而无论是阳城还是斟鄩，距离原阳有扈氏故地均约百公里上下，而且都在古黄河以南，所以有扈氏的叛服对夏后氏统治影响至深，这是夏后氏得知有扈氏不服而发动甘之战的一个主要原因。
    甘之地望有陕西户县境、河南洛阳西南和郑州以西古甘水沿岸等说法。据今所知，有扈氏故地不在陕西，所以户县说可排除。洛阳说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据《水经注》这里虽有甘水和故甘城，但与甘之战的古战场无涉，如前所述，伊洛平原是夏文化的腹心地区，启伐有扈，战场不可能置于自己的后方。甘地是夏王启讨伐有扈氏叛乱的一个重要战场，其地理位置必在双方势力范围邻接处，而且根据夏王朝处于攻势、有扈氏处于防御的作战态势，前人关于甘地在有扈氏南郊之说值得重视。考今荥阳地区古代曾有潘水和荥潘之泽，周代以前称甘水和荥甘，地傍甘水和荥甘之泽的区域则为甘地，它北距原武有扈氏故地仅数十里，西傍印山岭，东邻圃田泽，是有扈氏的南方门户，也是启与有扈氏大战的古战场，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荥阳不仅对有扈氏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荥阳之西即巩县、偃师，也是一条进入“有夏之居”的必经之路，夏王朝面对有扈氏的威胁，要保卫他的腹心地区，也要把敌人拒于甘地，即今郑州西北古荥泽之外。

    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是两强相遇，因而打得十分激烈，但留下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启的一篇战斗动员令《尚书·甘誓》，全文为：“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文中第一段介绍《甘誓》背景，是启在战于甘之前，召集左右高级官吏申明纪律约戒的誓师词。“六卿”过去的解释多认为是六军之将，实际上“六卿”和“六军”都是周代以后出现的，是成书时借用的后代词汇，其所指当即下文中的“六事之人”。在古文字中事和史是一个字，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所称的“我史”、“朕史”、“东史”、“西史”等往往参与征战，所以夏后启召“六事之人”传达战争约戒就很容易理解了。第二段是誓师词全文，首先宣布有扈氏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意思是指责敌人上不敬天象，下不敬大臣，引起天怒人怨，所以伐有扈是代天行罚。其次宣布军事纪律，命令部属各自奉行命令，忠于职守，努力战斗，还申命奉行命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背命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和伐三苗的《禹誓》相比，可见启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威是前一个历史时代无法相比的。
    相传启初“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总结原因说“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于是励精图治，“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可见启取得甘之战的胜利，“灭有扈氏，天下咸朝”是很不容易的。

    关予这场战争古人有“有扈氏为义而亡”、“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的评论。近人则论为“这是一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是尧舜禹以来对领袖职务不断进行争夺的继续”。然而，无论有扈氏是为了维持传统习俗，还是以传统习俗为口实进行权力之争，就启而言都是为了打破旧秩序，建立世袭的王权。而他最终取得了胜利，王及受命于王的“六事之人”完全取代了议事会，确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
    夏王朝的胜利，使中原地区部族纷争的局面得到了统一，巩固了夏王朝的专制政权。甘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战争，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民主禅让制的复辟与奴隶制反复辟的长期斗争的结果，表明新兴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最终将取代原始社会的残余势力。经过这场战争，代表新兴的奴隶制社会的夏王朝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为其后定都斟鄩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社会进入新的文明阶段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