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是个好皇帝吗?如何评价唐宪宗李纯?

2020-09-13 09:57:25阅读:18来源:历史记
标签: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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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是个好皇帝吗?如何评价唐宪宗李纯?

唐宪宗

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年),初名李淳,唐顺宗长子,唐代皇帝,805年―820年在位。

贞元四年(788年),封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立为太子,改名李纯。同年八月即位。李纯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李纯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力图中兴,从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称“元和中兴”。李纯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二是暂时平定一些藩镇。经过削藩,藩镇势力暂时有所削弱。后为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人谋杀。享年43岁,在位15年,死后谥号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庙号宪宗。

宪宗继位后刚明果断,能用忠谋。力图削平藩镇割据,恢复唐朝的统一。他在位初期,任用杜黄裳、裴度、李绛相继为相。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先后平定了四川节使度刘辟、江南李琦的叛变,整顿了江淮财赋,招降了河北强大的藩镇,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任用了名将李愬,全力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使其他藩镇相继降服,归顺朝廷。结束了自肃宗以来,各地藩镇专横跋扈,各自任免官吏,对朝廷不供贡赋的局面,全国出现了暂短的统一。

但是,在和藩镇的战争中,宪宗又重用宦官,竟任命心腹太监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兼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和招讨处置使等要职,作为统帅带兵出征,使宦官势力大大增长。有的大臣劝说宪宗要防止宦官权力过大,他却回答说:“吐突承璀只不过是一个家奴,不管给他多大的权力,我要除掉他,还不是如同拔掉一根毛那样轻而易举”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宪宗还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以后,就自以为立下了不朽之功,渐渐骄侈。任用皇甫博、李吉甫而罢贤相裴度,政治日见衰败。他还信仙好佛,想求长生不老之药。公元818年,他下诏征求方士。宰相皇甫博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柳泌的山人,由他配制长生药。又遣宦官使至凤翔迎接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恳切诤谏。宪宗勃然大怒,准备对韩愈处极刑。朝臣裴度等奏言韩愈忠直,乃贬为潮州刺史。第二年,宪宗开始服用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易怒,经常斥责或诛杀左右宦官,宦官集团又分为两派,吐突承璀一派策划立李恽为太子,梁守谦、王守澄一派拥护李恒为太子。

公元820年正月庚子日夜间,王守澄,陈志宏等宦官为了立李恒为帝,潜入寝宫谋杀了宪宗,然后守住宫门,不准朝臣入内,伪称皇上“误服丹石,毒发暴崩”,并假传遗诏,命李恒继位,还刺杀了吐突承璀。

从此,唐朝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所操纵。

蒋系:“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为理哉!”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进,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籓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任异、镈之聚敛,逐群、度于籓方,政道国经,未至衰紊。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

苏辙:“、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偾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

《旧唐书》:“贞元失驭,群盗箕踞。章武赫斯,削平啸聚。我有宰衡,耀德观兵。元和之政,闻于颂声。”

《新唐书》:“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慎,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

诛,强籓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则尤甚于德宗。鸣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

《剑桥中国隋唐史》:“宪宗是一位重实干的坚强的君主,他抓住时机采取了干预的政策。但在一开始情况似乎并不显得对他有利。在顺宗时期出现的不和以后,朝廷尚需恢复和谐关系,而地方政府广泛的行动回旋余地已成为全帝国被人接受的准则。宪宗对迅速恢复中央权力的可能性不抱幻想,所以行动很谨慎,只是设法见机行事,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作主的全面计划。可是宪宗顽强地坚持他的基本目标,即恢复对搞自治的藩镇的控制,并要使所有藩镇当局完全听命于中央的指令。他几乎不可能希望深入进行下去:对各藩镇高级当局的需要,排除了恢复之乱前那种中央集权的可能,而且它们的军事编制既庞大,又根深蒂固,以致不容许作任何重大的军事复员。

宪宗的又一个特点是,他没有从纯军事角度去看待藩镇的问题。他认识到,要削弱诸镇独立行动的能力,同样需要作出制度的改变。的确,他的改革旨在增强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但直到9世纪的最后25年,除了河北几部分外,这些制度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在全帝国重新树立决定性的制度,从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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