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奎琳·杜普雷的轶事典故有哪些？她是怎么去世的
小杰姬和大提琴
杰姬出生的前一夜，是五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当初妈妈怎么也怀不上她，弗雷泽医生给她开了一种雌激素之类的血清。注射的时候，医生打趣道：“这孩子会成为赛马冠军!” 打我记事起，妈妈就用音乐同我们姐妹俩嬉戏。一天，无线电里正在播一档介绍管弦乐器的节目。妈妈随着音乐的节奏将熨斗移来移去，杰姬也随着妈妈的动作来回摇摆着。长笛，双簧管，单簧管逐一上场，紧跟着的是小提琴。随着大提琴声飘满房间，杰姬开始安静下来，她听得出神了，跳了起来，抱住妈妈的腿说道，“妈妈，我要发出那种声音。”妈妈一阵激动。于是，在杰姬五岁生日(1950年1月)的前一晚，她悄悄在杰姬床头放了一把小一号的大提琴。第二天一早，惊喜若狂的杰姬把一家人都闹醒了，“妈妈，屋里有个庞然大物!” 学琴后不久，妈妈带她上伦敦第一次参加音乐节。妈妈用钢琴为她伴奏。她别提有多兴奋了。最后一小段结束时，妈妈正要站起来，可杰姬又开始拉了。妈妈赶快坐回去，再给她伴奏一遍。重复一次对杰姬来说还不够，她再一次拐回去从头拉，好在妈妈这回已有准备。显然，杰姬觉得演奏三遍刚刚好。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和笑声。 杰姬对音乐的早慧令所有人吃惊。她几乎从不练琴，记谱子也不费事，再难的曲子听一遍就能凭记忆流畅地拉出来。老师比尔认定她具有一种令人费解而又永无止境的天赋。有一次在BBC电视台录节目，我们荣幸地被引见给演播室的嘉宾查尔斯王子和安妮公主。查尔斯王子，当时才八岁，想玩玩杰姬的琴，说罢一下子就骑了上去，死死地抓住琴，手指在弦上上上下下地滑动着。“别这样动我的大提琴，”十二岁的杰姬说着，毫不客气地就将琴夺了回来。“它又不是一匹马!”
大放异彩
神童总是迷人的，不少要人就常来家聆听杰姬的演奏。于她而言，这不过是多了几次表演机会而已，而且她也挺喜欢，但我却越来越敏感地意识到，我正在被忽视。可以预见，人们会这样问候我：“你好，希拉里，你那了不起的妹妹还好吗?”经常是她在演奏的时候，我会把耳朵贴到门上，希望能发现她的特殊秘密。但我明白，我永远也找不到。
1961年，年方十六的杰姬开始在专业舞台上崭露头角。这年3月1日，著名的威格摩尔音乐厅座无虚席。她校好音，开始沉浸于那个非凡的世界，第一支曲子是亨德尔的G小调奏鸣曲。但随后，叫人吃惊的是，她竟然越拉越走音了。怎么回事?杰姬很少跑调的，她的手指爬升到指板高处，很快就明白了，一定是有根弦出了大毛病。她突然停下来，站起身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弦坏了，得去换一根。请见谅。”她离开舞台，换好弦，又走回去重新开始，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观众折服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是多么的感动。她如往常那样拉琴，但是，在那种环境下，还有那把美丽而神奇的“棕色斯特拉德”，不知怎的，一切显得不同寻常。音乐在流淌，人与琴已融为一体，她毫不迟疑地与听众交流着。大提琴揭示出了她的真性情。人们几乎要哭了。
爸爸叫人将第二天早晨的所有报纸都送来。《泰晤士报》的醒目标题是：“十六岁的惊人的大提琴造诣”。文章写道：用前途似锦这样的字眼来评论她的演奏几乎算得上侮辱，因为以她的幼龄，能够有如此炉火纯青的琴艺，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每日邮报》说：杰奎琳·杜普雷将使英国拥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大提琴家。她就是为大提琴而生。杰姬一夜成名。
大提琴的背后
假如我情绪高昂，杰姬便总是精神不济，反之亦然。随着我和基弗堕入情网，杰姬变得越发低落。威格摩尔之演以后的几个月里，她一直都在作激烈的心理斗争。全世界都认定她是位大提琴家的事实粉碎了她的认知。过去她就是她自己，创造着音乐。但如今，价值的骤然提升给她加上了需求和期望的包袱，这令她恐慌。平生第一次，她质问起自己是如何演奏的，她开始对自己刨根究底地怀疑起来。
1962年秋，杰姬赴巴黎学习，师从法国大提琴家托特里耶。没有妈妈的日子不太快乐，生活上也一团糟。她把脏衣服寄回家里，妈妈洗好后马上再寄回去，同时附上一张衣物清单。争取自立，对于杰姬而言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探索过程，她以爆发性的能量挑战生命。她强烈的女人味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她是一个绝好的伙伴，有非凡的模仿能力，还有一箩筐下流笑话，如今的她既来电又性感。看起来，她遇见的每个男子都爱上了她。她的生活也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杰姬不喜欢对未来作出规划。要她作长期的承诺很难，因为她从来就是一个自然随意的人，只活在此刻，只为此刻而活。因而，她极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取消音乐会，这可让经纪人和音乐会赞助商大伤脑筋，她还讨厌出国演出，但这却是一位国际艺术家所逃避不了的。她忍受不了异国他乡的寂寞，常会打电话给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回来?我不想参加这场音乐会了。”声音总是那么迷惘，有时几乎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于是，妈妈会丢下一切赶去陪她。
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一个从波特兰大街走到哈雷街就辨不清路的女孩，如今却要独自来往于国际机场和外国城市之间。她从一个样样事都已为她打点好、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中飞弹出去，进入一片陌生的天地，她要自己打理饮食、衣服还有时间。对于一个独奏家来说，既没有实质上的支持也没有情感上的支持。
二十一岁生日后不久，杰姬赴俄罗斯留学，半年后回国，呜咽着告诉我：她被强暴了。“是谁干的?”我屏住了呼吸。她喃喃的回答声几乎听不见。
这年冬天，杰姬应邀去傅聪家参加圣诞聚会。丹尼尔·巴伦伯英，这个出色的钢琴家与指挥家，这天也受到了邀请。当时大家正在喝咖啡，冷不防闯进一个风风火火的小个子。杰姬立刻为之倾倒，赶忙去拿她的大提琴。他们以一种不同寻常的音乐交流方式演奏勃拉姆斯的F大调奏鸣曲，如此之默契，讨论都是多余的。音乐款款流淌，两人立刻来电。第二天黎明她打来电话，“希尔，我恋爱了，我恋爱了。”
他们很快就结了婚。
她需要的是基弗
在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最坚固的因素也往往是最脆弱的，就好比杰姬与丹尼的婚姻——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
杰姬说到底是个英国乡下姑娘，不善交际，不谙世故。她热爱自然，喜欢在雨中漫步，最心仪单纯直白的东西。她讨厌抛头露面，也不愿意被人逼着推销自己。而丹尼对于他们那高速运转、飞来飞去的生活却应付裕如。
1971年早春，电话铃响了。电话那头的杰姬几乎语无伦次。“希尔——希尔……是你吗?是我呀，你得来接我。你得马上就来。”
“杰姬，出什么事了?你在哪里?”
“是丹尼，”她抽抽搭搭地说。“希尔，我很害怕，求你快来。”
“杰姬，我说过我会来的。你为什么害怕?出什么事了?”
“他们要把我关到疯人院里去，丹尼对我发了那么大的火……”
她告诉我，她和丹尼经常吵架，她只能靠吃药来让自己镇静。显然，医生跟她说过，为了保证她的安全，要把她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她恳求我马上出发到美国去，把她带回家。
第二天，我到伦敦的美国领事馆领签证。我出发时的心情很复杂，既兴奋又不安。我很怕面对丹尼。可我必须挺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拯救我的妹妹。
我到达希思罗机场。机场广播里传来一条通知，让我到问讯处报到。他们说：“杰姬即将被送上一架前往英国的飞机，所以我现在应该回家。”
她到的时候样子很可怕，脸色苍白，皱纹密布。以后几天，她的情绪时起时伏，时而和孩子们在花园里左冲右突，时而又在床上哭得一塌糊涂。
不久以后，她告诉基弗，她再也不想见到丹尼了;她讨厌他，他们的婚姻完了。他人不在这里，她就毫不留情地数落他的罪名，不管他什么时候打电话来，她都拒绝跟他讲话。我很同情杰姬，但也知道要跟她生活在一起确实不容易。我开始警觉到她也许是在利用我躲开丹尼，而这对他是不公平的。
从此杰姬便在我们家住了下来。她很信任基弗，每次大发脾气之后总能在基弗的安抚中平静下来。有一天，她宣布将独处一两天，想回到朝圣者街的家里去。
“我很快就会回来。我会打电话来。”
她确实打了电话，几乎一到伦敦就打来了。很难弄懂她说的是什么，可是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狂乱。基弗跳上汽车，飞驰而去。
我知道他做得对，可是这么一来却把我撇在一团乱麻里直哆嗦。我困惑极了，那天是怎么应付孩子们的，我都记不清了。
晚上，基弗回到家，把我领进花园，当他告诉我(其实我已经猜到了)，杰姬求他和她上床——他就照办了，我便开始哭个不停。
虽然我们俩都预料到这事会发生，可我还是很震惊。
我在他怀中哭泣，他能回家来，对我是莫大的安慰，可我还是觉得自己被彻底背叛了。杰姬在努力生存，她也知道基弗并没有被她征服：正因为如此，碰上危机，她可以向他求救，对她来说，他会在某个别人未曾涉猎过的方面显示出足够的坚强来。当年我嫁给基弗时，我找到了我的生活和我的爱，置身于其中，我觉得我是自由的，我知道我是安全的。可是，唯一能让杰姬好受的方法就是把她想要的东西给她。她要的是基弗。
第二天，杰姬又回到了艾什曼斯沃斯。我到车站去接她。刹车声呼啸着传来，我内心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唠叨，“行了，希拉里，行了，希拉里。她比你更绝望。”车门砰地一声打开，杰姬从月台另一端的最末一节车厢里出来，我从我站的地方飞奔而去，一头扎进她怀里。
我不知道我们俩站在那里相拥而泣了多久，可是在那一刻，我们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亲近，在我们私人的防空洞里，分享着无声的隐秘。
基弗总是和我一起上床。如果杰姬需要他，他过一会儿会到她那儿去。有时候我还对付得过去，可有时候，我真是觉得受不了，只好在饮泣中入睡。
基弗和我一起承受着这样的局面。我内心深处知道杰姬想要什么，目的是什么。当然，我连想都不愿意想她和基弗在一起时的情形。
饱受折磨
我不知道杰姬是怎么会和丹尼和解的，我只能假设，随着时光流转，或者是她的困惑渐渐消失，或者是她已学会了如何应付这样的局面。1969年，她重新拿起大提琴，与丹尼一起去特拉维夫演奏。我们见她的机会又开始愈来愈少，因为她再度卷入了丹尼的生活漩涡：音乐会，夜宵，旅行——所有这些她说过她应付不了的事。我不知道这能维持多久。
1973年，困扰杰姬多时的手腕无力终于查出了病因——多发性硬化症，一种迄今为止尚无特效药的绝症。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行动、语言甚至呼吸，被一点点地蚕食。
许多媒体都对杰姬的病很感兴趣，她不想吓着别人，所以定了一条规矩，不准讨论她的症状。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名人，各方面来的建议简直要把她淹没了，从食疗到冥想，从药物到在特殊的水中洗澡，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也有许多信是那些把杰姬奉为偶像的病友写来的。她对他们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励。有时候，她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压力，因为她不得不时时刻刻都表现得很勇敢。
随着杰姬的情况越来越糟，她变得比以前更喜欢吓唬人。许多来探访她的男性朋友听到她用“跟我做爱吧”充当问候语，都会吓一跳。有些人反应快，把这个当作一句笑话，而另一些人则会被吓跑。也许，杰姬是藉此表达她仍然是一个女人，还没有丧失性欲。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多发性硬化症如何扭曲、摧毁着杰姬的个性。那个曾经以黄色笑话取乐的女孩如今已变得越来越粗俗。发起火既刻毒、又恐怖。她似乎很想让别人受伤。这不是我们一向熟知的那个杰姬。她感到很沮丧，就像是掉进了陷阱。她告诉我，困在轮椅上最糟糕的一点在于，不管碰上什么情形，她都逃不掉。
有一天，电话响起来，我接听了。是杰姬。她想同基弗说话。
“他在外面，在花园里弄花草。要我去叫他吗?”
“嗯，请叫他马上到伦敦来，因为我要他和我做爱。”
我觉得浑身瘫软。
“杰姬，这事我不能跟他说。你得自己跟他说。”
“那你去把他找来，我自己来问他。”
我心里怦怦直跳，跑出门去叫基弗来听电话。
“是杰姬。她要跟你说话。”
基弗听杰姬说了一会儿，没有一点反应。沉默良久，他答道：
“杰姬，我们不能回到过去。这没用。我很抱歉，但是不行。”
她砰地摔了电话。
我在颤抖。
“基弗，”我轻声说，“我想这是头一回家里有人对她说‘不’。”
从此以后，杰姬再也没有跟基弗说过话。
随风而逝
1987年10月15日，家庭护士通知我们，杰姬的病情突然加重了。我和皮尔斯立刻开车到伦敦去看她。她得了肺炎，不能说话、吞咽，眼睛也看不见。
之后有一小段时间，我和杰姬独处。她在打颤，胳膊在床上乱捶，眼珠咕噜噜乱转，耳朵不停抽搐。她的脚跟和肘部都有合宜的垫套保护着防止不断的摩擦引起疼痛。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颤动，成了一个剧烈波动着的庞然大物。我只好跟她讲话，让她想起泽西岛的气味，田园诗一样的天气，还有温润的粉红色花岗岩。才说了一小会儿，她就渐渐地完全沉静下来;她睁大眼睛，整个人松弛下来，胳膊和手指停止了颤动。骤然间，我和妹妹重又团聚在一起。这是我们之间最扣人心弦的一刻。我只能不停地说话。我不敢停下来。
第二天早上8：30，杰姬告别人世。那天晚上，回家的路是那样漫长，我们的情感已疲惫枯竭，眼里盈满泪水。9：15左右，我总算捱到家，挣扎着从车里出来，一头栽进起居室，跌坐到一张扶手椅上。
电视新闻已近尾声，我依稀听到气象预报，紧接着便是一段特别安排的致敬专辑。转瞬之间，屏幕上出现了平切斯·祖克曼，若泽·路易·加西亚以及祖宾·梅塔，都在为杰姬唱赞歌。我努力集中思想，终于看到了她，我的杰姬，我刚刚永别过的杰姬，此刻却在我面前的屏幕上栩栩如生。她就在那儿，嬉戏玩闹，与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同她的音乐家朋友们一起谈笑风生。我觉得自己仿佛当头挨了一槌。
我不记得那天夜里是如何上床的，可我记得第二天早上醒来，只觉得仿佛已到了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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