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的后代现在在哪?现状如何

2020-04-30 10:09:52阅读:457来源:历史记
标签: 曾志 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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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1911年生,1998年逝世。湖南省宜章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随后上了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1929年后,历任闽西特委书记、闽南和闽东特委组织部长等职。1939年赴延安,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45年到东北,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书记处候补书记、中组部副部长等职。1982年任中顾委委员。

曾志的后代现在在哪?现状如何

1986年,我陪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去采访曾志,请她谈谈对青年一代的希望。由于事先有约,采访直奔主题。一开始,她就深有感慨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有多么幸福啊!看看战争年代的孩子,他们经历了多大的苦难,甚至断送了生命。我就从我的几个孩子谈起吧!”

曾志说,她生过四个孩子,三个送了人,最小的也差一点不要了。前三个孩子都是男孩,他们的父亲是革命烈士蔡协民。第一个男孩生于1928年11月初,那时正是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最艰苦的年代,孩子生在井冈山后方留守处。产后不久,曾志就参加建造红军后方医院的劳动,天天上山刮杉树皮、抬木料。她说,杉树皮剥下来很有用处,晒干后可以盖屋顶,也可以当床板。我们大家睡的床,就是把一张张晒干的杉树皮铺在房间的泥地上,七八张杉树皮围成一个圈,冬天中间烧一堆柴火取暖。我们都没有被子、褥子这些东西,因为中间有燃烧的柴火,躺在杉树皮上也不觉得冷。可是井冈山人多、田少,吃的东西非常匮乏,粮食、蔬菜全靠到山下去背、去挑。大家经常吃辣椒干做的汤,吃南瓜就是会餐了。此外,还要天天打仗,而且是游击战、麻雀战,一会儿化整为零,一会儿化零为整,环境非常艰苦。在这种情况下,养活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加上曾志当时还不满18岁,自己不愿放弃工作去带孩子。经过思想斗争,不得不把小生命送给当地老百姓去抚养。可是,孩子送给谁呢?当地群众都很穷苦,谁还会要孩子?曾志正为此事发愁时,恰好王佐部队的一位连长夫人来看她,这位连长夫人就是井冈山茅坪村人,曾志便请她帮忙找个人家收养这个孩子。她说:“我的孩子三年前死了,正想要个孩子,你就把孩子给我吧。”听说孩子有人要了,曾志当时非常高兴,过了一会,又难过起来。曾志说:“当孩子被抱走时,我不知怎的,顿时又难过起来,眼泪直淌。他毕竟是我的骨肉啊!我带他生活了26天,真是难分难舍。这大概就是母亲的天性吧!”

说到这里,曾志有些动情。她用纸巾擦了擦眼泪,接着说:“我的第二个孩子生于1931年,大概也是11月。我怀孕后,写信告诉母亲,她老人家来信,要我把孩子送回家,由她抚养,并寄来40块现洋作路费。孩子刚生不久,才40天,我奉命调到厦门工作。我到了厦门后,正准备请假送孩子回家,厦门市委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带孩子回家,一是路途遥远,孩子也折腾不起;二是回家来去要几个月,影响工作。我当即表示,同意组织上的意见,于是把这个孩子送给了一户人家。不幸的是,由于当时卫生条件差,孩子只活了20多天就得了天花而夭折。”

曾志的后代现在在哪?现状如何

曾志谈到第三个孩子时说:“我的第三个孩子生于1933年2月左右。临产了,没有钱请助产士,我急忙拿了一块旧毛毯,去当铺当了两块钱,请来一名家庭接生婆。她动作粗鲁,不讲卫生,孩子虽然平安出生了,我却因严重感染,得了妇科病。这孩子生下来13天,就送给一位同志的婶婶。她是个寡妇,没有儿女,家在湖北,在福州做盐商亏了本,家境贫穷。这个孩子11个月时,我去看了一次,瘦得皮包骨,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四岁时,因营养不良,患淋巴腺结核病,身上的淋巴流脓、流血,家里人都讨厌他。他十四五岁时,因养母是基督教徒,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和一个肾,成了瘸腿跛子、半残疾人。1950年我去汉口找他,一见面,哪里像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还不如十岁孩子高。他告诉我,哪怕是寒冬腊月,他也从来没有穿过鞋袜,没有念过一天书。为了糊口,他磨牛角梳子做手工,走街串巷叫卖香烟、花生、瓜子,赚点钱养家糊口。这孩子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吃了不少苦头。”

接着,曾志讲了第四个孩子的情况。她说:“第四个孩子是女孩,她的父亲是陶铸。1941年4月生在延安,她是幸运儿,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还有男保姆抚养她。1945年,孩子才四岁,我和陶铸同志随部队到两湖两广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我们作了五年十年的打算,于是把孩子交给公家。没有料到刚离开延安两个月,日本就投降了。这时中央命令我们日夜兼程,赶赴东北。保姆叔叔知道我们在东北,带着女儿去东北找我们。沿途转战一年,遇到不少危险,经过不少艰辛,1947年初,陶铸同志和我同女儿见面了。”

曾志的后代现在在哪?现状如何

曾志讲完四个孩子童年的遭遇后,我问她:“现在这几个孩子情况怎样?”她说:“大儿子现仍在井冈山山区当农民。1950年我委托中央到井冈山的慰问团帮我找到孩子。1952年底,我把孩子接到广州。那时他24岁,我想让他进工厂,一方面当工人,一方面业余学习文化,可是他不愿意,要回井冈山去。当时他家有十几亩地,还有五亩山林。他老婆很能干,养的鸡鸭成群,日子过得挺不错。孩子说,是养父母和祖母把他拉扯大,现在他们虽然故去,若离开,就没有人为他们烧香上坟。我觉得他回去也好,当工人、农民都一样,都能为国家作贡献。于是他回了井冈山。直到现在,他仍在井冈山山区当农民。他已儿孙满堂,我也有了第四代,但没有同堂。第三个孩子,新中国成立后先在武汉子弟小学念书,后来进了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考取了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从那里毕业后,分配到东北辽阳制造无烟火药的工厂任技术员,60年代入了党。1972年分配到广东省乐昌县山沟沟里。粉碎‘四人帮’后被分配到县环保办公室,当了助理工程师。儿媳是劳动妇女,50年代入团,在食堂当勤杂工。他们工资虽不高,儿子每月70多元,儿媳每月40多元,但生活还过得去。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19岁,初中毕业后当工人,还有两个孩子在念书。他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一贯积极努力,尤其是儿子,半残疾人,工作上从来不落后于人。他们不依靠我,完全靠自己双手劳动,自食其力。”

曾志的后代现在在哪?现状如何

在谈到女儿时,曾志说:“我的女儿,虽然是生在战争年代,但成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现在,都靠自己奋斗。她当了近20年的医生,1964年入党,有了22年的党龄。我和女儿也经常不在一起,她上中学时大半在北京,上大学时在上海,直到1972年,组织上把我从广东农村安排到陕西临潼干休所时,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示,女儿调到我身边工作。”

在谈到如何对待儿女时,曾志说:“我对儿女,无论是学习和工作,都靠他们自己奋斗,靠他们自食其力,听组织安排。我和陶铸从来没有为他们走过什么后门。例如,女儿一次考高中没有考上,她自己就去上补习学校,去农场劳动锻炼,直到考取高中。所以,我的孩子们现在有的仍然能当农民,有的仍然是最低级的技术员,有的只是一般的医生。”

曾志最后提出:“是不是我对儿女太缺情了呢?”她又接着说:“从我入党那天起,党就教育我,一个党员,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真理,要牺牲一切,甚至生命。党员誓词,我在入党仪式上是宣誓了的。只要生命不息,我就要遵守。儿女是自己的骨肉,爱儿女是父母的天性,但是,我总想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爱的应该是亿万劳动人民。爱自己的儿女,要服从于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每当给儿女做些什么时,要想想千千万万人民的儿女,想想国家社会的需要,想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孩子不单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社会的,不能把孩子据为己有,为他们做些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政策原则的事,也不要使儿女躺在父母身上,事事依赖,让儿女自食其力,自己奋斗。”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和家庭观,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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