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是谁？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
人们纷纷感叹，她就是中国版的唐顿庄园大小姐。
更有人称赞她是东方的超级名模卡门·戴尔·奥利菲斯。
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家境优渥，书香门第，但多给人留下交际花、娇小姐、少奶奶之类的印象，在历史上留名，也多因为她选择的男人，比较有名。
印象中，女子的贵族风范，似乎只是一出纸醉金迷的私生活、无休无止的交际和挥霍祖上财产做支撑的皮影戏。
没了虚浮的奢华，便没有没落的贵族。
只有郑念一人独占鳌头，受人青睐且毫无诋毁之意?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于北京，后在天津长大。
她的祖父姚晋圻，曾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参与过戊戌变法，极重教育，曾任湖北教育司司长。
她的父亲姚秋武，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中华民国革命海军舰队任职，是少将军衔。
当时的天津名流云集、名门望族纷纷置下房产，玩乐风尚渐渐兴起，形成上流社会。许多名媛都曾在交际场合，大出风头。《北洋画报》更启用富家闺女做封面，为这股名流之风推波助澜。
家世显赫，再加上她天生美貌，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她，就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京津卫地区的“风云人物”。
一般来说，只要在北洋画报上露了面的人，都能成为社交界最红的明星，无限风光。
在郑念之前，因在画报上露了面而名噪一时的，是赵一荻。就是那个16岁与少帅张学良私奔，成就一段爱情传奇的赵四小姐。
可郑念的美，却像流星过境，嗖嗖四下，一闪而过，没有成就什么传奇姻缘。
她懂事，也聪明，安心听从家里的安排，读完了中学，考上了燕京大学，之后就出国了。
在与牛津、剑桥齐名，号称G5超级精英大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
在天津，她追求者众多，到伦敦才遇到真爱。
20岁，她与正在学院里苦读博士的郑康琪相恋并结为夫妇。
多年后，她谈到女儿梅萍时曾评价说：“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
她还明确表示，虽然女儿当电影演员她不反对，但她打心底里希望她能从事以文化知识为资本的工作，而不是靠她的外貌。
郑念懂别人，更懂得自己。她知道自己的家世不只是钱财上的富有，而是学识、眼界上的充盈。
像她这样的才女，应该享受的绝不只是交际场上出风头。
(郑念与女儿郑梅萍)
婚后，郑康琪在外交部任职，远赴澳洲任职。
夫妇两在澳洲生活七年，女儿也在澳洲出生。
郑康琪受聘为陈毅市长的外交顾问，后来成为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这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也是1949年以后唯一留在内陆的西方石油企业。
当时的上海，百废待兴。
多事之秋的季节里，很多富人都变穷了。很多工厂撤出上海，工商业者也一起搬到内地安家。
而郑念在丈夫去世多年，生活质量依旧。
靠墙排列着书架，上面是中英文书籍都有。
台灯下，还安置了皮沙发，供闲来无事，多多阅读。
一位经常拜访她家的英国友人称赞说，“这里为乏味都市中舒适、优雅的绿洲。”
对此，她自豪地说，“在上海，私人很少有像我这样的居住条件。这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大约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家庭仍旧保持着老的生活样式。”
家，是丈夫去世后，她与女儿生活中的避风港。
然而，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了。
无形的威胁正悬在空中。
1957年，郑康琪因病去世，郑念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
郑念起草无数多家公司与内陆之间的重要通信。
总经理回英国，或者出差去北京，她代行总经理的职权。
她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因为她是享有在世界著名公司里从事高级职位仅有的女性。
似乎生活中的一切，与郑念自身，都是想匹配的，丈夫的身份、工作的体面、当然还有她自己的日常。
她家里有唱片，经常邀朋友一起听。女儿回家时，解闷的事，是弹钢琴、聊国内外局势。
但1966年春天，壳牌石油公司关闭了在上海的办事处，郑念正打算用这段空余时间，与女儿一起去香港旅行。
可那年的一天清晨，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
郑念很爱看报纸，对社会上的风云变化了如指掌。她知道，这次来的两个人，一定与那场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有关。
仆人向她描述了那两人的外貌，其中一个是郑念的同事。
她琢磨了一会儿，决定用磨洋工来让自己思考该如何应对。冷静中，她还不忘让管家给两人上冷饮与香烟。
下楼时她走得慢极了，竭力显得镇静、沉着。刚走进会客室，便打量起他们来。
一个小时后，她被拉去参加了批斗会。
晚上，她选择步行回家，让自己有多余时间思考。
她拉来了好几个朋友，分析如遇困难，个人该如何行事。
就在这种时候，她居然用当年胜任高级职员的经历来安慰自己。
想起自己三番五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赢得了员工的尊重和信任，让一个女人去管理他们。
她对自己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迎接生活的挑战，克服一个个困难来得更令人高兴的了。”
可是，这一次，生活给她的挑战是进看守所。
这是在1967年。
理由是郑念因为过奢华的生活，走资本主义路线，长期在跨国公司供职，有很大的间谍嫌疑。
可刚一进去，就因为自己可能有机会用另一种方式来体验生活，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度过一生中的某一段时间而激动。她居然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境地。
可是她立即警觉起来了。
因为看守所太脏了，蜘蛛网自上而下垂着，床上满是污垢，不怎么亮的小灯泡彻夜不熄。
郑念请求关灯。
要求被驳回，不过午夜过后，灯光还是熄灭了。
黑暗掩盖了污秽。
郑念后来回忆起看守所的时光时，总觉得熄灯后黎明前的片刻黑暗始终是她恢复自尊、感到新生的时刻。
那时，她暂时摆脱了看守戒备的目光，拥有了片刻的自由。
尽管如此，她还是无法忍受白天里，四处可见的肮脏。
就在向管理员申请生活必需品时，她申请了一小盒面霜，还希望能有水打扫牢室。
要求被驳回。她便振振有词背诵毛主席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耻辱”接着温言款语来了一句，“能给我一些清水洗牢室吗?”
等啊等，她终于等到了足够的水。
结果，女看守说她这样做，是想把资产阶级生活带到看守所来。
郑念不为所动，她靠背唐诗三百首打发时间。
不久，她还看起了报纸。尽管灯光微弱。
她可以哭的，但她没有。
她说，哭会让她给别人留下软弱的印象。其它时候，可以哭。但在看守所这样的艰苦环境里，坚决不能哭。一哭，人就没有斗志了。
她活着出去见女儿，这是她努力生存下去的唯一念想。
后来，她双手被手铐反扣在身后，手腕被磨破了，手也肿了起来。
仅仅十一天的时间，她的手就麻痹了，举不过头顶。
她只能靠坚持锻炼来恢复，数月后，她的手才能举过头顶。而整整一年过去后，手臂才能重新伸直。
未来的两年之内，她的手背依然没有任何知觉。
然而，六年来，她拒不认罪，也没有揭发任何人。
别人的恐吓，从未将她吓倒。
因为天冷，她请求添加衣物，可她坚决不穿囚衣。一来，她没有罪。二来，囚衣套上之后，她仅剩的一点尊严与独立就没了。
最终，她的坚强为她赢得了自由。
出狱前，一个医生对她说，“你在这儿期间，表现得并不好。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犯人，如此好斗不驯。”
让她挺下去的不是自己的好斗，而是她确信出狱后就能见到女儿。
正是确信一定能见到女儿，所以1973年出狱前，她还做了一件事。她反对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刑满释放，竟然拒绝出狱。
她说，“我没有罪，我要你们赔礼道歉。另外必须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报纸上公开刊登道歉声明。”
看守觉得好笑，只好骗她说女儿在外头等着她。成功转移她的注意力后，就一边一个把她架出了看守所。
六年来，她第一次照镜子。
一看镜中的自己，她大吃一惊。
脸色苍白，双颊深陷，体重只有77斤。
一缕缕干枯的灰白头发黏在头上。
唯一显得特别明亮的，只有一双眼睛了。
她端详自己很久，许下愿望：希望不久脸色能红润起来。而眼睛，她最美丽的眼睛，能以宁静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副惊弓之鸟的神情。
她积极地“修缮”身体，也修缮新住所。
别人告诉她女儿自杀了。她不信。因为女儿的性格像她，是不会自杀的。
这时候的她，又有了新的生存目标：追查女儿的死因，让真正的罪犯伏法。
这个想法是相当天真。
可是，郑念的许多想法都是天真的。
出狱后的她，依旧善良，从不因为自己遭了罪就随意践踏他人。
一位阿姨被安排进来照顾她生活。
起初，阿姨监视她。
后来两人关系好了，给花园砌墙时，阿姨就主动请缨要回苏州老家，让老公帮忙买砖头。
郑念觉得阿姨是个头脑简单的人。阿姨却整天乐呵呵的，给郑念的评语居然是，“哎呀，你一点不像他们说的。你人真好。”
后来，朱太太一家搬来了。郑念对朱太太很是头痛，经常讽刺她。可是两家总是一个屋子进出，郑念后来还经常帮她去国营小卖铺里买高级香烟。
来监视的人中，还有一个叫大德的男生。他听说郑念的英语口语是全上海最好的，前来向她讨教。
结果，大德虽然依旧在监视，却经常陪郑念出去购物，代她排队，人多时就把人推开，给她让路。
大德人高马大，一眼就能看见货柜里在供应什么食物。
他对郑念说，“我喜欢和你一起出去购物，你总是拣最高级的东西买，这使我感到很有劲。”
两人约着一起去吃大餐，“我能带你到任何一家你想去的餐馆。”郑念说，“不考虑花多少钱。”
聊天时，大德的个人主义让她觉得惊讶，而大德则觉得她笨得可以。
生活宽裕后，她觉得对每个人都要慷慨。
新年时，她孤单一人，有朱家、阿姨和大德作陪，她很高兴，居然一次性买了一个大蛋糕和两斤巧克力送给朱家。
后来朋友到访，竟说，“真奇怪经过这么一番折磨，但你看上去还是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福楼拜曾经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命运对她不公，她却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六年的牢狱生活，没有将她打垮，因为她觉得出狱后，见到女儿时一定要体面。
得知女儿已去世，她再次披上战衣，四处奔走调查。
最后，她决定离开祖国。
两个妹妹都在美国生活，她六十五岁了，也应该享受姐妹团聚的幸福了。
到了异国，她很快适应了现代化的生活，超级市场的购物、银行自动存取款等等。
她开始随心所欲的安排生活了。
家族存在海外的钱，够她生活了，她对物质并不避讳，每天都享受着丰富商品与第一流的服务带给她的安全感。
可是，她似乎还剩下一点斗志。她总觉得似乎有一种东西在强迫着她，要把心中的话一吐为快。
她开始写作。
一个人坚持不住的时候，身旁的挚友就鼓励她写下去。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写作的《上海生死劫》，追溯那段悲痛的经历。
出版的当年，就成为超级畅销书，享誉多国，再版多次。
书的开头写了几个字：献给梅萍。
这是她死去女儿的名字。
而作者的名字，也从姚念媛变成了郑念。
这，纪念的是丈夫郑康琪。
这本书以其细致入微的洞察力，朴质的叙述打动了很多读者，其中就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
给《纽约时报》写书评时，他称赞道，“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
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个女人的一生最灾难性的时刻。
也记录下了她无尽善意的时刻。
经历了诸多苦难，她最后是认命的。她觉得女儿的死是命中注定的，她抗争不了。可是她的命，也是注定的。
她是个基督徒，她觉得既然上帝让她坚强的活着，把她对生活的要求，把她一直尊崇的优雅，说成好斗不驯，那她就这样活下去。
2009年，她在家中洗澡时，不慎烫伤。由于是独居，她的伤势未能及时发现，后又因细菌感染，最终不治，以94岁高龄走完一生。
朱大可说，她有比古瓷更硬更美的灵魂。
《上海生死劫》的出版让她的生活再次忙碌起来。她开始了全美巡回演讲，还设立了“梅萍基金会”，专门资助中国内地的留美学生。
她的善良让人铭记于心。
她的美，是有风骨的。
她，一辈子都是传奇。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到了郑念这里，试问苦难是否配得上她?
美，对她来说，是一种责任。
纸醉金迷里的保持优雅得体，不算什么。日常生活里保持优雅得体，也不算什么。
遭受苦难时的优雅与善良才最可贵。她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
人们纷纷感叹，她就是中国版的唐顿庄园大小姐。
更有人称赞她是东方的超级名模卡门·戴尔·奥利菲斯。
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家境优渥，书香门第，但多给人留下交际花、娇小姐、少奶奶之类的印象，在历史上留名，也多因为她选择的男人，比较有名。
印象中，女子的贵族风范，似乎只是一出纸醉金迷的私生活、无休无止的交际和挥霍祖上财产做支撑的皮影戏。
没了虚浮的奢华，便没有没落的贵族。
只有郑念一人独占鳌头，受人青睐且毫无诋毁之意?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于北京，后在天津长大。
她的祖父姚晋圻，曾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参与过戊戌变法，极重教育，曾任湖北教育司司长。
她的父亲姚秋武，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中华民国革命海军舰队任职，是少将军衔。
当时的天津名流云集、名门望族纷纷置下房产，玩乐风尚渐渐兴起，形成上流社会。许多名媛都曾在交际场合，大出风头。《北洋画报》更启用富家闺女做封面，为这股名流之风推波助澜。
家世显赫，再加上她天生美貌，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她，就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京津卫地区的“风云人物”。
一般来说，只要在北洋画报上露了面的人，都能成为社交界最红的明星，无限风光。
在郑念之前，因在画报上露了面而名噪一时的，是赵一荻。就是那个16岁与少帅张学良私奔，成就一段爱情传奇的赵四小姐。
可郑念的美，却像流星过境，嗖嗖四下，一闪而过，没有成就什么传奇姻缘。
她懂事，也聪明，安心听从家里的安排，读完了中学，考上了燕京大学，之后就出国了。
在与牛津、剑桥齐名，号称G5超级精英大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
在天津，她追求者众多，到伦敦才遇到真爱。
20岁，她与正在学院里苦读博士的郑康琪相恋并结为夫妇。
多年后，她谈到女儿梅萍时曾评价说：“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
她还明确表示，虽然女儿当电影演员她不反对，但她打心底里希望她能从事以文化知识为资本的工作，而不是靠她的外貌。
郑念懂别人，更懂得自己。她知道自己的家世不只是钱财上的富有，而是学识、眼界上的充盈。
像她这样的才女，应该享受的绝不只是交际场上出风头。
(郑念与女儿郑梅萍)
婚后，郑康琪在外交部任职，远赴澳洲任职。
夫妇两在澳洲生活七年，女儿也在澳洲出生。
1949年春，郑念随夫从香港回到上海。
她说，“他们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国，希望为国家做贡献。”
郑康琪受聘为陈毅市长的外交顾问，后来成为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这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也是1949年以后唯一留在内陆的西方石油企业。
当时的上海，百废待兴。
多事之秋的季节里，很多富人都变穷了。很多工厂撤出上海，工商业者也一起搬到内地安家。
而郑念在丈夫去世多年，生活质量依旧。
靠墙排列着书架，上面是中英文书籍都有。
台灯下，还安置了皮沙发，供闲来无事，多多阅读。
一位经常拜访她家的英国友人称赞说，“这里为乏味都市中舒适、优雅的绿洲。”
郑念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家里依旧有仆人，管家，厨师。
对此，她自豪地说，“在上海，私人很少有像我这样的居住条件。这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大约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家庭仍旧保持着老的生活样式。”
家，是丈夫去世后，她与女儿生活中的避风港。
然而，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了。
无形的威胁正悬在空中。
1957年，郑康琪因病去世，郑念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
郑念起草无数多家公司与内陆之间的重要通信。
总经理回英国，或者出差去北京，她代行总经理的职权。
她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因为她是享有在世界著名公司里从事高级职位仅有的女性。
似乎生活中的一切，与郑念自身，都是想匹配的，丈夫的身份、工作的体面、当然还有她自己的日常。
她家里有唱片，经常邀朋友一起听。女儿回家时，解闷的事，是弹钢琴、聊国内外局势。
但1966年春天，壳牌石油公司关闭了在上海的办事处，郑念正打算用这段空余时间，与女儿一起去香港旅行。
可那年的一天清晨，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
郑念很爱看报纸，对社会上的风云变化了如指掌。她知道，这次来的两个人，一定与那场即将到来的大风暴有关。
仆人向她描述了那两人的外貌，其中一个是郑念的同事。
她琢磨了一会儿，决定用磨洋工来让自己思考该如何应对。冷静中，她还不忘让管家给两人上冷饮与香烟。
下楼时她走得慢极了，竭力显得镇静、沉着。刚走进会客室，便打量起他们来。
一个小时后，她被拉去参加了批斗会。
晚上，她选择步行回家，让自己有多余时间思考。
她拉来了好几个朋友，分析如遇困难，个人该如何行事。
就在这种时候，她居然用当年胜任高级职员的经历来安慰自己。
想起自己三番五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赢得了员工的尊重和信任，让一个女人去管理他们。
她对自己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迎接生活的挑战，克服一个个困难来得更令人高兴的了。”
可是，这一次，生活给她的挑战是进看守所。
这是在1967年。
理由是郑念因为过奢华的生活，走资本主义路线，长期在跨国公司供职，有很大的间谍嫌疑。
可刚一进去，就因为自己可能有机会用另一种方式来体验生活，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度过一生中的某一段时间而激动。她居然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境地。
可是她立即警觉起来了。
因为看守所太脏了，蜘蛛网自上而下垂着，床上满是污垢，不怎么亮的小灯泡彻夜不熄。
郑念请求关灯。
要求被驳回，不过午夜过后，灯光还是熄灭了。
黑暗掩盖了污秽。
郑念后来回忆起看守所的时光时，总觉得熄灯后黎明前的片刻黑暗始终是她恢复自尊、感到新生的时刻。
那时，她暂时摆脱了看守戒备的目光，拥有了片刻的自由。
尽管如此，她还是无法忍受白天里，四处可见的肮脏。
就在向管理员申请生活必需品时，她申请了一小盒面霜，还希望能有水打扫牢室。
要求被驳回。她便振振有词背诵毛主席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耻辱”接着温言款语来了一句，“能给我一些清水洗牢室吗?”
等啊等，她终于等到了足够的水。
结果，女看守说她这样做，是想把资产阶级生活带到看守所来。
郑念不为所动，她靠背唐诗三百首打发时间。
不久，她还看起了报纸。尽管灯光微弱。
她可以哭的，但她没有。
她说，哭会让她给别人留下软弱的印象。其它时候，可以哭。但在看守所这样的艰苦环境里，坚决不能哭。一哭，人就没有斗志了。
她活着出去见女儿，这是她努力生存下去的唯一念想。
后来，她双手被手铐反扣在身后，手腕被磨破了，手也肿了起来。
仅仅十一天的时间，她的手就麻痹了，举不过头顶。
她只能靠坚持锻炼来恢复，数月后，她的手才能举过头顶。而整整一年过去后，手臂才能重新伸直。
未来的两年之内，她的手背依然没有任何知觉。
然而，六年来，她拒不认罪，也没有揭发任何人。
别人的恐吓，从未将她吓倒。
因为天冷，她请求添加衣物，可她坚决不穿囚衣。一来，她没有罪。二来，囚衣套上之后，她仅剩的一点尊严与独立就没了。
最终，她的坚强为她赢得了自由。
出狱前，一个医生对她说，“你在这儿期间，表现得并不好。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犯人，如此好斗不驯。”
让她挺下去的不是自己的好斗，而是她确信出狱后就能见到女儿。
正是确信一定能见到女儿，所以1973年出狱前，她还做了一件事。她反对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刑满释放，竟然拒绝出狱。
她说，“我没有罪，我要你们赔礼道歉。另外必须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报纸上公开刊登道歉声明。”
看守觉得好笑，只好骗她说女儿在外头等着她。成功转移她的注意力后，就一边一个把她架出了看守所。
六年来，她第一次照镜子。
一看镜中的自己，她大吃一惊。
脸色苍白，双颊深陷，体重只有77斤。
一缕缕干枯的灰白头发黏在头上。
唯一显得特别明亮的，只有一双眼睛了。
她端详自己很久，许下愿望：希望不久脸色能红润起来。而眼睛，她最美丽的眼睛，能以宁静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副惊弓之鸟的神情。
她积极地“修缮”身体，也修缮新住所。
别人告诉她女儿自杀了。她不信。因为女儿的性格像她，是不会自杀的。
这时候的她，又有了新的生存目标：追查女儿的死因，让真正的罪犯伏法。
这个想法是相当天真。
可是，郑念的许多想法都是天真的。
出狱后的她，依旧善良，从不因为自己遭了罪就随意践踏他人。
一位阿姨被安排进来照顾她生活。
起初，阿姨监视她。
后来两人关系好了，给花园砌墙时，阿姨就主动请缨要回苏州老家，让老公帮忙买砖头。
郑念觉得阿姨是个头脑简单的人。阿姨却整天乐呵呵的，给郑念的评语居然是，“哎呀，你一点不像他们说的。你人真好。”
后来，朱太太一家搬来了。郑念对朱太太很是头痛，经常讽刺她。可是两家总是一个屋子进出，郑念后来还经常帮她去国营小卖铺里买高级香烟。
来监视的人中，还有一个叫大德的男生。他听说郑念的英语口语是全上海最好的，前来向她讨教。
结果，大德虽然依旧在监视，却经常陪郑念出去购物，代她排队，人多时就把人推开，给她让路。
大德人高马大，一眼就能看见货柜里在供应什么食物。
他对郑念说，“我喜欢和你一起出去购物，你总是拣最高级的东西买，这使我感到很有劲。”
两人约着一起去吃大餐，“我能带你到任何一家你想去的餐馆。”郑念说，“不考虑花多少钱。”
聊天时，大德的个人主义让她觉得惊讶，而大德则觉得她笨得可以。
生活宽裕后，她觉得对每个人都要慷慨。
新年时，她孤单一人，有朱家、阿姨和大德作陪，她很高兴，居然一次性买了一个大蛋糕和两斤巧克力送给朱家。
后来朋友到访，竟说，“真奇怪经过这么一番折磨，但你看上去还是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福楼拜曾经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命运对她不公，她却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六年的牢狱生活，没有将她打垮，因为她觉得出狱后，见到女儿时一定要体面。
得知女儿已去世，她再次披上战衣，四处奔走调查。
最后，她决定离开祖国。
两个妹妹都在美国生活，她六十五岁了，也应该享受姐妹团聚的幸福了。
到了异国，她很快适应了现代化的生活，超级市场的购物、银行自动存取款等等。
她开始随心所欲的安排生活了。
家族存在海外的钱，够她生活了，她对物质并不避讳，每天都享受着丰富商品与第一流的服务带给她的安全感。
可是，她似乎还剩下一点斗志。她总觉得似乎有一种东西在强迫着她，要把心中的话一吐为快。
她开始写作。
一个人坚持不住的时候，身旁的挚友就鼓励她写下去。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写作的《上海生死劫》，追溯那段悲痛的经历。
出版的当年，就成为超级畅销书，享誉多国，再版多次。
书的开头写了几个字：献给梅萍。
这是她死去女儿的名字。
而作者的名字，也从姚念媛变成了郑念。
这，纪念的是丈夫郑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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