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抗日期间拒绝日寇的合作 还想计划在中国上建造十个盐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吞并我东三省，其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范旭东意识到此番抗日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未雨绸缪，必须做撤退转移的准备。在日寇入侵天津之前，已令久大、永利两厂职工停产疏散，并派“团体”的核心人物之一李烛尘等南下四川，调查探路。

此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范旭东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决态度，拒绝同日寇合作。长江江畔的永利硫酸铔厂开工仅5个月，自1937年8月起，连遭日寇飞机三次轰炸，范旭东指示迅速撤退，并决定选址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五通桥的老龙坝，重建久大、永利两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也迁址至五通桥。在统一了撤退转移不是“逃难”，而是要在大西南重建化工基地的思想后，工厂在转移图纸、资料、设备的同时，首先做到保证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转移，组织员工，特别是技术人员，陆续南下，撤入内地。员工几经辗转，至1938年春于汉口集合。

1938年1月，一支“先发队”抵达重庆，大家商定先在重庆租地设厂，经积极奔走，于沙坪坝租得一小块空地，将原厂拆运来的机件材料安装，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座竹篱茅舍搭建的临时“铁工房”便已矗立在嘉陵江岸，在不足十个月的时间里制造了53000多个钢铁机件和200多吨翻砂制品，为久大、永利在四川的重建，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当时，永利在川新厂所需设备器材均由美国进口，而中国东部铁路及沿海港口大多沦陷，运输要道被日寇封锁，致使运往我大后方的物资多需绕道越南，进入滇、桂两省，再转运其它各地。之后，因日寇军舰不断骚扰越南沿海，这一运输线不得不改道缅甸，经中缅公路至云南昆明，再经川滇公路运抵四川。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包括9个运输处、3个运输站、5个接待站及机务处、水运处、办事处、5个修车厂和3个车队的运输部，视此运输线为“生命线”。其时，范旭东已年近花甲，仍身先士卒，亲自实地考察，押车探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942年1月，日寇入侵缅甸，永利的车辆、器材、汽油损失不计其数，且车辆常被军方征用，但“团体”员工斗志不减，克服困难，感人事迹甚多，他们以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支援了川厂建设和抗战事业。

选址自流井重建久大，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与之毗连的自流井是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井盐丰产地区，久大在此设厂，虽有官方批准，但涉及该地原有盐商切身利益，致使众盐商上书重庆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总裁，称“范氏(旭东)一人之挟资谋利之阕，系而置富荣(原盐商)数十万工商生计于不顾……隐伏危机，有妨增产贻误抗战”。经有关方面一再协调，一座崭新的久大模范食盐厂在“认定目标，拼命前进”的努力中终于建成。为纪念抗日，特选定“九·一八”举行开工典礼。史料显示，自1938年开工至1941年9月底，制盐45万余担，并公开技术，协助当地制盐厂改进工艺。与此同时，还制造副产品如氯化钾、硼酸、碳酸钙、牙粉等，为战时的大后方军用、民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特别要提出的是，在战时环境下，侯德榜在范旭东的支持下，创新工艺，开发了著名的“侯氏制碱法”(联碱法)，使我国制碱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转移至五通桥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继续各项研究工作的同时，还着眼长远发展，选派研究人员出国深造。

范旭东为纪念“团体”起源于塘沽，追本溯源，不忘当年缔造塘沽的“苦斗精神”，于1939年3月将五通桥道士观地名改为“新塘沽”，并把这三个大字雕刻于老龙坝葱龙山石壁(后被移至老龙坝东风电机厂保留)。

“十厂计划”，壮志未酬基于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和对实业救国的抱负，为战后民族复兴，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化学工业，1943年，范旭东亲自拟定了一个宏伟的“十厂计划”，包括塘沽碱厂、南京硫酸铔厂、五通桥深井与新法硝酸肥料厂、南京塑型品厂(电木厂)、株洲水泥厂、青岛电解烧碱漂粉厂、株洲硫酸铔厂、南京新法碱厂、上海玻璃厂、株洲炼焦厂共10家工厂(此前也有不同的十厂项目，如曾有在西南、西北建硫酸铔厂四所，纯碱厂二所，炼焦厂四所等)。

十厂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作保障。1944年11月，范旭东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成员，侯德榜等为顾问，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城举行的研究战后国际开发的商业会议。借此机会，范以永利公司的名义同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谈判贷款问题，以引进美国设备。1945年5月1日签订了16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且低息、无抵押，不派债权人驻厂，即无损我主权，只需以中国政府提供担保为条件，要求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签了字，贷款即可告成。这是美国银行第一次向一个中国私人企业发放巨额贷款，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全仗着“永、久、黄”的业绩和信誉，合同签订实属不易。

关于此项谈判、贷款，范旭东及时函告国民政府，请求政府出具担保。然而，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一再拖延时日。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四大家族”的孔、宋意欲插手，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向范旭东暗示要收取永利股票，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更想谋取永利公司董事长职位，将永利这个民族工业纳入官僚资本集团。范旭东出于对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深恶痛绝，婉拒了孔、宋。不难设想，获得贷款的批准便在“程序”中徘徊，想得到批文更是遥遥无期。

历史学者傅国涌的《大商人》刻画出了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的群像，将这些商业先驱的挣扎、反抗、坚持都呈现于字里行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明治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电邀，为了中国的和平事业，率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1945年9月17日下午，于桂园(张治中寓所)以茶会招待产业界代表，包括范旭东在内的多位从沿海内迁西南的人士出席。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做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此举消除了与会工商业者的一些顾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因毛泽东与范旭东同是湖南籍老乡，二人格外谈得来，毛泽东向范表示，在国内实现和平后，欢迎他到解放区开办工厂。

范旭东此刻仍然惦记着国民党政府为1600万美元贷款出具担保这一心头大事。由于孔、宋插手，久拖不决，致使范旭东忧愤成疾，一病不起，竟于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沙坪坝寓所逝世，终年62岁。

范旭东的逝世，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45年10月21日，重庆各界联合召开了追悼大会，结束了和平谈判、即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词。周恩来、王若飞送的挽联是：“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新华日报》的挽联是：“绩业早惊寰宇内;壮怀时在化工中。”蒋介石送了“力行致用”的挽幛，并派文官长吴鼎昌前往吊唁慰问。社会各界致送的挽联、挽词达600余幅，备尽哀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迟至1946年5月，才批准了范旭东生前要求政府担保贷款的呈报，指令财政部和经济部联名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出具担保。且又拖至1948年6月双方才签订正式合同，完成了签约的法律手续，一场历时3年的“马拉松式”的程序方告结束。11月开始支用该项贷款，直到1949年1月平津解放，只动用了140多万美元，尚不及贷款合同金额的十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贷款自然终止。而处于新中国的债务方永利公司，则信守合同，履约偿付借款本息，至1956年8月1日，全部还清。

范旭东自1938年入川，为“永、久、黄”的再创业奔走于国内外，呕心沥血，不辞辛劳，一心为在华西重建民族化工基地，支援抗战，改善民生，顽强奋斗8年，直至把自己的宝贵生命奉献给了中国的化工事业，确是一位“不可忘记”的民族实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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