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改革到底是什么样的 为何宇文泰会为他的死放声痛哭呢

2020-08-28 11:53:15阅读:165来源:历史记
标签: 南北朝 苏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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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改革是什么样的,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公元565年正月,西魏政府在中央政府组织形式方面采用了一种新颖但却复古的制度—六官制,这一年是西魏王朝的最后一年。这年十月把持西魏大权的宇文泰病逝,第二年正月,他的儿子宇文觉取代魏帝,建立北周。但是,新政权把六官制完全继承下来,一直行用了二十四年之久直到公元581年北周被隋取代,这个复古的官制才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说六官制复古,是因为它完全套用了《周礼》中的官职名称与政府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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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六官》是一部记载西周政治制度的专著,它因将中央政府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机构而得名,它的内容很受些儒家思想浓厚的君臣喜爱。西汉末年,权臣王莽篡位以后,也曾借鉴过这一制度。但是,这种复古的做法,却给他的政权带来了很大伤害,他最终与这一复古制度同归于尽。五百多年以后,又一位权臣,置时空差距于不顾,再次把这一套老掉牙的制度搬上政治舞台,这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其实,宇文泰只是指出了以六官组建政府的方向,真正主持其事,制定具体制度的,是他最为信赖的苏绰。但是,苏绰明白,一千多年前的政府组织形式,不可能完全照搬套用,能够套用的,只能是形式即官名,除此而外的所有内容,必须与西魏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所以,六官制的制定,远非照葫芦画瓢那么简单,要做到旧瓶装新酒,苏绰还必须付出很大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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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由于积劳成疾,苏绰没有完成宇文泰的重托,就于公元546有年去世了。好在六官制的主体框架已经搭建完毕,继承者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就可以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其后,一位名叫卢辩的官员接替了这项工作。十年以后,凝聚着苏绰心血和希望的六官制终于间世并得到了推行,可惜苏绰已经无法见到了。宇文泰与苏绰不惜背着复古的名义制定六官制,肯定有与东魏、萧梁争夺华夏正统的意思。当时三国对峙,无不以正统自居。东魏所在的关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汉文化的中心,而南方的萧梁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他们在争夺正统时,似乎都有理直气壮的理由。

而西魏所在的关中地区少数民族纵横驰骋,汉文化的色彩大大减弱,如果认为西魏代表了华夏正统政权,恐怕宇文泰本人也觉得有点理亏气短。但是,现状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说起华夏正统,没有哪个王朝比得上一千多年前的周朝,汉族人顶礼膜拜的文、武、周、孔这些大圣人,不都是生活在周朝吗?所以,周朝才是华夏的祖先。当西魏采用周朝的六官,来组织中央政府时,也就与华夏正统间接扯上了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那么疏远,但却已足够令心虚的字文泰直起腰杆,与其他两个以正统自居的偏霸一争短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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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此耗费心血的六官制度,如果仅仅替西魏争正统,未免有点资源浪费,它还肩负着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即打破政治制度中存在的"清官"、"浊官"概念,消灭官员争夺清官的恶劣倾向,当然,最终矛头是指向当时的士家大族。

说起士家大族,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如果不考虑萌芽期,只就它的形成而论,应该是在曹魏和西晋时期,距离西魏大概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客观地说,士族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比如大文学家谢灵运,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大画家顾恺之等人,是最显著的例子,他们的存在,似乎证明世家子弟并不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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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政治的影响,士族高门更多体现了负面作用。在东晋以前,士家大族还有一定的活力,其中不乏能征惯战的将帅,也不乏处理政务的能手。他们的拼搏,为后代挣来了一份过于优越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即令现在的高干子弟也自愧弗如。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士族子弟只要有步入仕途的愿望,就绝不会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哪怕是一名白痴。至于能否征战杀伐,能否安邦治国,或者能否处理基本的政务,他们都不必考虑,因为这些根本不会对他们的仕途造成丝毫影响。

人是一种既贪婪又懒惰的动物,如果条件允许,没有几个人愿意辛辛苦苦地去工作,同样,如果条件允许,大多数人也绝不会拒绝唾手可得的利益,士族子弟现在恰好具备了这种条件。俸禄本来是对工作的报酬,但是,在士族子弟那里,俸禄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含义,因为他们担任的,多是一些薪酬很高的闲职。这些官职大多数与文化有关,如秘书郎、著作郎、黄门侍郎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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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职繁任重、俸禄微薄的官职,士族子弟很不愿意担任,比如类似现在监察部长的御史中丞,以及相当各部司长的尚书郎,在今人看来都是肥缺,但那时的士族子弟却不屑为之,他们担任这样的官职,就等于掉了身价,因为这些官职事务过于繁杂、沉重。至于有可能战死沙场的武职,他们自然更不会担任。久而久之,南朝政府的官职在人们眼中,习惯性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清官,职闲廪重,大多被士族垄断;另一类是浊官,职繁康轻,全部由庶族担任。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清、浊官的形成,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清官趋之若鹜,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相当不合理的现象,领取高薪的官员并不处理政务,效命沙场;而俸禄微薄的官员却要终日埋首于政务之中,或血染沙场。这种与按劳分配相反的分配制度,大大挫伤了庶族官员的积极性,而且在政界造成轻视政务的恶劣风气。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甚至使国家趋于灭亡。南朝各代积弱不振,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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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鲜卑族建立的北朝,本来崇尚武功和军事,所以,不存在重文轻武的习气,自然也没有清浊官的概念,而且北朝的皇权一般都相当强大,像南朝那种职闲廖重的官员,在北朝基本没有生存空间。但是,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南方汉族政权的习气,渐渐侵染到北魏帝国,那里也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倾向,清浊官的概念也开始萌芽。在一批军将的拥立下,西魏政权建立了,这也是一个崇尚军功的政权。但是,此时南方的萧梁,清浊观念积习已深。为了免受侵扰,宇文泰和苏绰两人肯定在一直苦思冥想。

最后他们灵光突现,有了用周朝六官制来改造现有政府的想法。南朝的清、浊和文、武,从官职名称上就可以判然两分,像上面提到的秘书郎等官,一望而知是纯粹的文化官员,如果担任这样的职务,自然受人尊敬,反之就会身价大减。但是,六官制的出现,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因为在六官制下,从官名上很难分辨清浊与文武。比如同属正七命的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似乎很难看出这些官员在性质上有多大不同。而低级别的官吏如同属正一命的司会旅、宗正、党正旅等,如果不去深究其职责,也无法看出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同。所以,六官制的制定和推行,轻易泯灭了清浊、文武的概念,至少从官名上,士族无法显示高贵的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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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有清、浊的对应,也就没有了职闲廪重和职繁禄微,所有官员都是专制政权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是否受到尊敬,与是否受重视有关。苏绰制定六官制,复古的外衣下,孕育着颇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南朝官僚制度中的腐败因子通往西魏、北周的道路,就这样被截断了。西魏及其以后的北周,在免除了这次严重的传染以后,愈益健壮,为最后隋唐官僚帝国的出现准备了很好的基础。

在选拔国家官员方面,苏绰向传统的选拔方式进行了挑战,他在六条诏书的第四条"擢贤良"中,提出了选官"当不限门荫,唯在得人"的原则,这对士族子弟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不限门荫,唯在得人",是指选拔官员,不看出身和家世,只看被选拔之人是否是合适的人才。在今天看来这种选举原则理所当然,没有丝毫令人称奇之处。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声音就显得非常异样,可以称得上振聋发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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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只不过是祖先业绩的反映,本来与子孙后代是否贤能,扯不上关系。但是,士族形成以后,国家选拔官员时,便引进了家世一项。不过,家世并不是唯一的标准,除此而外,道德、才能也在考虑之中。士族势力壮大以后,道德、才能在选官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从此以后,家世高贵的,代出显宦;而门第低微者,沉于下僚。西晋人说的"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指斥这种社会现象。到了南朝,家世完全取代了德才,成为唯一的选官标准。

在确定某人担任何种职务前,选举部门要做的工作,只是核查一下此人的家谱,根据他的祖先任职情况来确定此人的官位和官职。选官依靠家谱,这在当时人称为依仗"冢中枯骨",因为士族的祖先早已成为枯骨了。这就意味着,这种选官方式不但得不到国家需要的人才,而且被选出的官员,对国家没有一点责任感,对国君也没有一点感恩之心。自己得到的荣誉、待遇、官位、爵位,在士族看来,全属理所当然,既然如此,他们无须向任何人感恩,当然也无须向国家尽职尽责。如果说感恩,他们会感激祖先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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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只重门资,不重德才的选官方式,对国家,对政府,对皇帝有百害而无一利。当西魏政权致力于恢复和发展西晋以来衰落的官僚政治时,绝不允许这种危害甚深的选官方式存在。于是,在苏绰的建议下,废除门荫制成为《六条诏书》的重要内容之一。苏绰认为,门资只是先世爵位和俸禄的反映,与子孙后代的贤明愚蠢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即使出身卑贱,也可以做公卿将相,像伊尹、傅说就是例子;如果选非其人,像丹朱、商均这样的帝王后代尚且无力守护百里封地,更何况公卿的后代呢!

为了选出真正的人才,苏绰规定,以后选拔标准不再限定在家世上,而应以道德和才能为标准。苏绰的这项改革,与六官制互为表里,选官重视才能,意味着各项官职都与才能密切相关,没有才能的士族子弟无法再占据清显的官位,原来由士族把持的职闲廪重的"清官"也因此消失了。以后,北周和隋朝继承了苏绰的改革成果,选拔官吏不分清浊、不重门资,中华帝国逐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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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还为西魏制定了基本的赋税制度田租户调式,只是史书失载,难知其详。不过,有一点相当清楚,苏绰对自己制定的赋税制度并不是十分满意,他认为税额定的过高,在当时只是弥补国家财政不足的权宜之计。所以,他感叹道:现在所做的,犹如一张张开的弓,并不是太平盛世的制度。不知道以后哪位当政者能将这张弓松弛下来。儿子苏威听到苏绰的感叹,默默记在心中。四十年以后,苏威在隋朝担任了几十年前与父亲相同的角色——民部尚书在他的建议下,隋朝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苏绰的愿望最终得到实现。

苏绰在文风方面的重大改革,容易被人忽略。从西晋以来,天下文章以辞藻繁富相夸,宇文泰对这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想加以改革。他到太庙祭祖,当着朝廷百官命令苏绰撰写了一篇《大诰》,宣读给大臣们听,劝诫他们勤于政事,不要像萧梁群臣一样,做一些无益于时、无补于世的事情。并下命令,从此以后,西魏的文章都要按《大诰》形式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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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生性忠厚俭朴,从不经营产业,家中没有任何多余的资财,经常对别人说,天下尚未统一,人人当以天下为己任。他在任内,推荐贤才不遗余力。宇文泰对他也推心置腹,信任无间。宇文泰有时出巡,为了不耽搁政事的处理,常在没有文字的空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交给苏绰,让他随机应变地处理政务。宇文泰回来后,苏绰向他报告一下就可以了。苏绰常说,治国之道,在于爱民如父,教民如师。与公卿大臣议论国家大事,经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事无大小,他都了如指掌。最终,苏绰积劳成疾,于46年去世,时年四十九岁。

宇文泰深感悲痛和惋惜,他对大臣们说:"苏尚书一生廉洁谦让。我想按照他平素的志向办理后事,又怕吏民不理解我的用意。如果对他厚加追赠,又违背了我们以往的相知之心,不知怎么办才好。"在有关大臣的建议下,宇文泰从简办理了苏绰的丧事。用一辆白色丧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老家安葬。宇文泰和大臣们步行送灵车走出同州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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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在灵车后面把酒洒向大地,他悲痛地说:"尚书一生做的事,你的妻儿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这世上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意,也只有我最了解你的志向,我正要与你一同平定天下,你怎么这么快就离我而去,你太不负责任了啊!"说着说着宇文泰放声痛哭,不知不觉中,酒杯从手中滑落到地上。

苏绰英年早逝,但他制定的改革措施,在西魏、北周广泛推行,西魏北周国力迅速发展。苏绰为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经济发展以及北方的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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